不能因为所谓的个体生活而去忽略大的价值观上的一些是是非非。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冷静，不管临时的改变带来怎样的阵痛，也必须壮士断腕，这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

焚烧塑料产生的滚滚浓烟，连同上千家工厂同时在排放的塑料烟气，让整个地区笼罩在多氯联苯类致癌物的毒雾之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一家生态中心垃圾回收部里，成吨的生活垃圾映入眼帘。一端的分拣线上，负责垃圾分拣的工人正忙碌着，他们的任务是拣出各种塑料、金属以及玻璃。一位名叫丹尼尔的部门经理介绍着这些垃圾的归宿，不便运输的玻璃和金属会被就近处理，而那些塑料，丹尼尔说，“无疑会流向中国”。这是纪录片《塑料王国·媒体版》的开场。

导演王久良到现在还记得，当一个美国人很自然地跟他说，“看，那一车塑料垃圾都是要运到你们中国”时，自己所受到的冲击，“有种民族自尊受到了玷污的感觉”。

那是2011年，彼时他的成名作《垃圾围城》传播正热，这部反映北京周边垃圾污染状况的纪录片显示出其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一段时间里，它引起政府相关部门对垃圾处理系列政策的密集出台，片子被著名学者鲍昆誉为“摄影参与社会变革的成功范本”。

当受众正沉浸于对严重态势的声讨，王久良却已经在思考垃圾背后更深层次的内容。而那次的美国之行，让他将目光锁定在了不断向中国输送的塑料垃圾上，去追踪记录这些塑料垃圾在中国的“重生”之路成为他《垃圾围城》的延续。

成片取名为《塑料王国》，英译为“Plastic China”，“Plastic”一词双关，既指塑料本身，又有“廉价”之意。王久良这样解释：“高速发展的中国看起来繁荣，但背后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代价是巨大的。光鲜外表之下，这种发展既廉价又脆弱。”

2016年11月23日，《塑料王国》获得有“纪录片界奥斯卡”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IDFA）新人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后又入围2017年圣丹斯主竞赛世界纪录片单元。12月13日，王久良在接受《方圆》记者专访时，又收到了2017年2月去MOMA影展的邀请通知。

“获奖都是幸运的事情”，王久良告诉《方圆》记者，比起这些，他更看重观众们的真心喜欢。在荷兰的电影节上，《塑料王国》原计划放映6场，但在放映前三天，电影票便全部售罄，主办方不得不加映一场，成为这届电影节唯一加映的作品。王久良觉得，片子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大家知道这部片子与他们有关，《塑料王国》是关于所有人的故事，探讨的是全球化的垃圾问题”。

你的苦难与我有关

在2014年《塑料王国》的“媒体版”里，王久良披露了一些调查结果和影像，废旧塑料回收的产业链被大致勾勒。而在2016年的长纪录片版本中，产业变为了背景，山东某地一家塑料回收处理厂的老板和工人成为主角。

经营塑料回收处理厂的坤并不是一个西装革履的老板，在他的工厂里，他常常自己操控着造粒的机器，干着比工人还要苦要累的活，就算经常头痛、腰上长了瘤子也不去医院，怕查出了毛病要花钱。而从四川西南部的群山里走出来的彭一家住在坤的作坊里，捡来的塑料糊满家棚四壁，环境的污染以及塑料回收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使此地流传着“不宜生育”的说法，但彭的妻子却仍旧在作坊外的菜地上诞下了家中的第5个孩子。

一个又一个因塑料垃圾被裹挟的命运被深描，人们记住了那个虽已到入学年纪却仍旧在塑料垃圾构建的“王国”里延长自己童年的彭的女儿依姐，爱美的她腮边的耳环闪亮，她已习惯用清洗塑料的污水梳头，周围成山的垃圾呼应着她眼中的茫然：她用包装纸和塑料壳为自己做了台“电脑”；工厂院子里没有玩的地方，孩子们就在塑料胶带里翻滚嬉戏；而那些随处可捡的塑料针管和塑胶手套，是依姐和伙伴们不愿撒手的玩具。

“作品具有宏大又专注的献身精神，以贴近常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事关全球的现象。我们在两个家庭谋生发展的故事中发现了自己的身影，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对经济生活方式的选择在他们那令人心碎的境遇中留下的痕迹。”IDFA的这段授奖词精准地概括出《塑料王国》的意义。

依姐的父母每天忙于分拣塑料垃圾，还在这里生下了家中第五个孩子，照顾小妹妹的责任就落在了依姐身上。

其实，早在2015年，王久良就已经接收到来自各方受众的反馈。2015年的整个上半年，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去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大学及缅因州立大学等地放映他的影片。当那些美国人在屏幕上看到自己所产生的垃圾给地球另一端的人带来的影响，且吃惊于垃圾以如此恶劣的方式进行处理的时候，“他们本身的那种原罪的心态立马出现了”。